2011年12月24日－25日，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会暨“文艺转型与文论创新”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广东省文艺批 评家协会及深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深圳大学文学院和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承办。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内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 的 50多位资深专家学者就文化创意、传媒批评、文学消费和跨界写作等一系列议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专家们的发言与讨论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跨越数字图像与文字表意的存在边界，在多媒共生的文艺生态架构中践行批评的务实品格。
不少学者认为，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影响和渗透下，文学日渐弥散于一个由数码网络与大众传媒所营建的超文本结构中，传统的文字阅读空间也日益受到视像观感的蚕 食与挤压，如何应对这一发展态势已成为亟待关注的重要课题。对此，与会专家首先从具体的操作研究层面就如何去适应这一态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传媒大学 的张晶指出，文学与图像的艺术贯通已成为当代文艺发展的内在需要，文艺学在现时段应当突破原有的边界，要从对传统文学要素的关注转向以图像为审美要素的影 视艺术和传媒文化。南京大学的赵宪章则从符号学的角度对语言与图像的区别进行了说明，在他看来，语言作为声音符号具有实指性，而图像则具有虚指性，当它们 共享同一个文本时，图像符号只是语言符号的“辅号”，由此，他建议对于语图符号的不同意指功能重新进行定位。湖南师范大学的赵炎秋通过对传媒所包括的双重 含义———即传播媒介和传播机构的区分，对于批评界过分夸大传播媒介作用的认识进行了商榷。他认为，任何媒体都不可能是自足的存在，只有对媒体作用的限度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更好地理解与处理传媒与文学的关系。福建师范大学的王珂则从诗歌创作与新媒体的悖反性关系入手，就如何让新媒体在诗歌生产、传播与 消费中扬长避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同济大学的朱大可根据某企业对手机阅读所做的数据调研就当前大众文学消费的运作机制进行了实证性地分析。厦门大学的黄鸣 奋则对当代西方数码艺术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清晰地勾勒。另外，与会专家还就这一转型时期的文艺批评策略展开了讨论。暨南大学的蒋述卓首先就文艺理论如何 切近当下生活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要关注和研究边缘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关系; 第二，要以介入的姿态从文学的文化分析中寻找和谐社会的构建途径; 第三，要从新媒体新技术的发展趋势中吸取新的因素给文学的审美价值建构提供新的活力和动力。北京大学的陈晓明则提出了“超批评”的概念，他认为，从口传文 明到书写文明再到现代视听文明的不断演变最终导致了传统批评方式的终结，伴随着批评与视听文明的互动，一种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超批评”应运而生，批评 活动日益呈现出瞬时性与当下性，批评的价值功能由教谕、启蒙转向分享、分延，批评家应主动去顺应这一发展趋势。中南大学的欧阳友权指出，面对网络等新的传 播媒介，传统的文学批评家应该主动调试自己的话语立场，要本着兼容并蓄的态度积极切入网络文学现场，以获取技术传媒语境中的当下经验，从而赢得对网络创作 的解释力和评判权。辽宁大学的高楠认为，虽然大众传媒所营造的与受众现场互动的平台使文学与批评的传统关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但文学批评的超越之维并没有 自行消隐或被迫消隐，相反，它一直与传媒批评共在，并承担着使它们悄然提升的重力。
二、反对本质主义，超越主体形而上学，彰显多元对话的价值伦理。
在本次会议上，不少学者还就传统文学、美学研究中的权力话语基因进行了谱系学的梳理，对于文艺、文论转型期间遗存的本质主义流毒进行了反思和整肃。福建社 会科学院的南帆首先对文学经典认证中的普遍主义思维模式进行了质疑，他认为，文学经典不是永恒的实体性存在，而是由特定的历史语境及权力法则共同建构而成 的功能性存在，因此，文学经典的合法性必须时刻交付重新开启的历史语境给予论证。温州大学的马大康则从读者与文本相互作用生成的意向性和虚构性入手，对于 文本的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自律与他律的双重性进行了重新解读，他指出，必须破除文学存在的凝固化观念而以流动变化的眼光来看待文学，并进而在这一基础上 实现理论的新综合。华东师范大学的朱国华则围绕大学文艺学教材的编写对其中反本质主义建构方法的不彻底性进行了反思，他主张站在非同一性的立场上，以互为 主体性的对话方式来对不同文论家的不同观点进行复调式地编纂，以摧毁绝对主体的幻相，抵消元叙事所隐含的霸权。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峰则借鉴维特根斯坦语义分 析学的方法，对“美”与“美的本性”等形而上学的超级概念进行了清理。深圳大学的王晓华则对于当代中国生态批评中的宏大叙事进行了理论的拆解，在他看来， 中国生态批评要获得合法性的根据必须消解由一系列元概念( 如自然、天地、生态、宇宙) 组建而成的巨型理论图景，以避免了陷入独断论和新中心化语境的危险。
三、守护精神家园，重构价值谱系，把握政治导向，以真、善、美的最高标准引领当代文艺的发展。
虽然当代文化生活已突破了单音独奏的僵滞格局而演变成了一曲多声部的世纪交响，但文化生活中的功利化、娱乐化和低俗化倾向却已然成为了其中的一股靡靡潜 流。对此，部分专家表现出了深切的忧思。山东大学的谭好哲和湖南理工学院的余三定共同呼吁要重建符合真、善、美最高标准的价值支撑，以疗救这一文化的沉 疴。深圳大学的庄锡华则强调，文学学术应该注意聆听时代对文学审美的呼唤，增强学术研究的务实品格，关注当下的审美实践，弘扬民族正气和普适性价值。温州 大学的颜翔林则通过对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批判重申了理论之于现实的距离性、理论自身的高贵性以及理论研究者所需要守护的意义与价值。在对于文学的审美品 性和价值责任之关系的讨论中，中山大学的王坤指出，价值观的承载与传播，比认识论和审美论更能贯穿作为整体的文学，而苏州大学的刘锋杰则认为，对文学的责 任维度的强调绝不意味着削弱文学的审美本质，而应当是在文学审美性的指导下来理解这个责任维度的建构。与上述认识不同的是，首都师范大学的陶东风从文艺政 治学的维度对当代文化领域中的一系列新现象进行了深入透视，他认为，仅仅停留于抽象的审美主义和道德主义批判是无济于事的，文艺的娱乐化与低俗化不只是市 场经济与传媒技术衍生出的结果，而且也是权力操控与犬儒主义共谋的表征，因此，美学文艺学研究除了继续关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趋势之外，还应该建构起一种具 体的政治批判话语。上海师范大学的刘旭光则从自己的教学实践出发，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政治品格与价值立场。
四、延续文化血脉，寻求身份认同，凸显民族特性，在多学科多时空的交汇融通中探寻文学、文艺学发展的新途径。
文学、文论的创新与发展离不开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掘，也离不开不同文化体系间的相互融合与贯通，但如何在保持文化自性的同时达成这一交流综合还有 很多具体的问题需要解决。对此，与会学者分别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出发提出了不同的对策理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吴子林首先对传统文化中“下学”与“上达” 之间的逻辑步骤进行了清晰地爬梳，他认为必先始于“下学”，即游艺、依仁、据德之学，再由志道之学渐求其“上达”。这一认识为我们重新理解古典文论的逻辑 脉络及精神旨归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深圳大学的李健根据多年来对感悟美学的深入研究就中国古典文论中情景关系的独特义理进行了扼要的阐发。扬州大学的姚文放 则认为重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进行理论建构的常规，而重写为既有话题的建构提供了无限可能性。湛江师范学院的劳承万则对于当代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历史、 现状及潜存的问题和危机进行了概述，他认为，当今“中国美学—中国文艺理论”如果要成为一门严正的有中国民族特性的独立学科，就必须彻底扬弃“× × 学在中国”的西方胎记。深圳大学的李凤亮则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对于中国文论创新发展的外部驱动作用，在他看来，海外华人学者的现代性 视角、问题意识、比较方法、整体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改变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格局，并构成了中国文论新发展的另一参照系。深圳大学的黄永健把艺术和文学放在 人类文化价值体系中进行考察，他指出，在外来文化以及不同世代生活经验的刺激和影响下，中国未来的大文学必然会在民族集体记忆的基础上发生微妙的变化，但 无论怎么变化、演绎，它的中国品位、时代气象以及普世品格都将永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周启超则建议摈弃那种用“思潮更替”或“思潮斗争”来概括研究外国文 学发展进程的习惯性思路，要透过一个个思潮去寻绎更深层次上支配这些思潮变换的内在基因。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冯毓云从对科学史和文学艺术史的梳理中探讨了科 学和文艺学相互融通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她认为，科学与人文的交叉视野可以开辟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学术无人区”，从而实现学术研究的创新和发展。本 次会议的召开恰逢中国文艺和文学面临转型的关键期。与会专家不仅敏锐地感知到了当下中国文艺界和文学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经受的震荡和面临的困惑，而且还以 理论家独有的智慧和胆略将其上升为一系列学术专题加以研讨，并进一步在学理上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方法论构架。会议不仅彰显了当代中国文 艺理论界所一贯秉持的济世情怀和与时俱进的独特品性，还大手笔地勾画出了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远景。可以这样说，会议的召开是卓有成效的，与会专家 富于远见的共识和面对现实所表现出的担当精神必将成为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而在中国学界持续发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