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顾与展望 : 三十年来文艺学跨学科研究学术研讨会 ” 于 2010 年 6 月 18 日至 21 日在苏州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文艺研究》编辑部、苏州大学文学院主办 , 常熟理工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协办。来自国内外四十余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七十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开幕式由苏州大学文学院刘锋杰教授主持 , 苏州大学文学院黄镇伟副院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徐中玉先生、钱谷融先生、《文艺研究》副主编陈剑澜先生、常熟理工学院副院长丁晓原教授先后致辞。现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的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王尧先生多次致电 , 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 , 他相信 , 本次会议必将有助于苏州大学文学院的学科建设 , 积极影响文学院的学术发展。会议讨论过程中 , 代表们踊跃发言 , 各抒己见。在会议闭幕式上 , 苏州大学文学院鲁枢元教授进行了精彩总结。会议研究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艺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缘起与范式
文艺学跨学科研究具有一种怎样的理论缘起?如何建构文艺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范式?夏中义指出,八十年代的文学理论是一种追思:反思者是亲历者，追思者不仅是亲历者,且肩负责任———蕴含思想启蒙的动机。王先霈认为,应当保持文艺学的人文性,能够与自然科学交流,彼此相跨,才是理想的跨学科研究。吴子林试图追问,所谓跨学科研究的实质性内容是什么?他认为,怎么跨、跨到什么程度都是必须重新反省的问题。朱国华提出,不妨借鉴布尔迪厄从社会学转入文学场域的理论,寻找属于文艺学的方法论。陶东风具体分析了大众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一,批判理论范式;二,新审美主义范式;三,新左派范式。刘锋杰认为只有站在文学的立场确认文学与政治的想象关系才是合适的选择;主张文艺学的研究在价值维度、知识维度与要素维度的共同作用下探索文学的某些特性与规律。祁志祥强调,文学既有自身的内部规律,又有与其他学科相联系的外部规律,文学研究走向跨学科研究是必然的。汪正龙指出,文本指涉路径的多样性,正是一种跨学科的实践。王珂认为,必须强调多元有界、专业优先和文学本位,强调先有专才后有通才。泓峻指出,文艺学跨学科研究包含两种基本的范式:以文学自身为本位的研究和不以文学自身为本位的研究。
二、文艺学跨学科研究与大众文化的兴起
文艺学跨学科研究如何面对大众文化的兴起?李春青指出,中国文化经历过从贵族文化向士大夫文化,向现代知识分子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化。杨文虎认为,自我毁灭与自我膨胀是现行文学的两大特点,文学研究的视野应当得到转换,客观地研究现行文学。马汉广认为以下三重转换至关重要:从“作者”到“写手”;从“作品”到“文本”;从“读者”到“游戏者”。陶国山认为,当代文艺学的发展存在翻译之难,打通是治学之道,也是解决之道。戴文红指出,网络阅读却减少了网民的真正阅读率,容易带来深层的心灵焦虑和人文缺失。江守义指出,文化研究在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当代文化现象等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李涛指出,中国审美文化研究的主要意义在于重视审美和文化之间的互动。
三、文艺学跨学科研究与文学史问题
文艺学跨学科研究的研究实践成果丰富。徐贲着重于比较人文学科作为专业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区别。范培松提出散文的三重境界:“形不散神不散”、“形散神不散”、“形散神散”。陆扬认为,否定神学的例子当可表明上帝从来没有在语言中充分展示过自身,故上帝在语言中展示自身,在今天并不比过去更艰难季进指出,钱锺书关于“文史互通”、“史蕴诗心”、“六经皆史”等问题的卓识,与新历史主义颇多相通与契合之处。庄锡华认为,文学史书写应有两个维度:审美的维度与历史的维度。张月提请大家思考,虽然理念的建构、观念的创造、符号性的表达能够揭示人的心灵世界,但人是否过度使用了自己的自由?钱虹认为,当代文化消费主义的出现导致了对经典文本的解构,文学的审美功能削弱,教化功能淡化,娱乐功能压倒一切。刘绍瑾指出,宋代理学与陶诗意义的发现有密切关联。在陶诗的接受史上,陶潜直到两宋时期才开始受到重视。张树天指出,文论与画论密切相关,古代书画理论对中国传统美学影响巨大。陈伟指出,“五四”以来对歌曲类别带有“褒义化”或“污名化”色彩的冠名,反映着中国美学现代性进程的不平衡性。李勇指出,当下文论与美学研究有一种运动趋势:当下文论与美学研究的媒介研究“转向”。王青指出,生态美学的建构要从马恩理论原典中汲取营养。张懿红在关注新时期人文思潮的过程中指出,人类学对中国文艺学研究有广泛地涉入,但人类学很少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张爱凤指出,国内文艺学领域,性别研究的成果依然没有得到以男性学者为主流的学界的重视。徐敏认为,夏志清明确反对纯文学立场,强调文学与人生的细密连锁。李昌舒指出,白居易在被贬江州之后奉行“独善其身”的人生方式,对现实政治的疏远,对个人闲适的追求。诗、酒与琴是获得闲适的三个重要途径。
在闭幕式上,鲁枢元做出了大会总结发言。作为国内八十年代初率先介入文艺学跨学科研究的原创型学者,他在从事文艺学研究的过程中,先后跨越了心理学、语言学、生态学等三大领域,他呼吁学界能够转换既有的思维模式,化解分隔离析的壁垒和坚冰,积极推进学科间的互动与对话,努力构建学术跨界的渠道和桥梁,最终实现文艺学自身发展的实质性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