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9日－11日，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一届青年论坛暨“中外文论传统与文论研究的范式转型”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文艺理 论学会、苏州大学文学院主办，《社会科学报》协办，来自国内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40多位青年学者展开了热烈的研讨。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一直处于接受西方文论影响并与之展开对话的交流之中，新世纪以来，对西方和中国文论传统的反思越来越 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文论研究的范型转变也受到重视。会议期间，各位专家学者围绕“西方文论研究的学术传统与经典”、“中国文论研究的学术传统与经 典”、“文论史的研究方法”、“中西文论比较研究”、“当代文论研究的范式危机与转型”等议题进行了阐释和反思。
一.有关美学的基本问题的争议：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峰，试图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概念分析方法入手，以消解康德的审美观念中所包含的一种论证的神秘性，从而破 除先验审美对象的纯意向性存在，达到消解形而上美学论证的目的。对此，上海师范大学的刘旭光则认为，美不是分析出或者提炼出的，而是建构出、反思出的。把 一个建构与反思的结果当作是一个分析的对象，这是以维特根斯坦为根据的分析美学的真正的错误。对美的本质的每一次规定，都是对一个价值理想的表达，正是这 种价值理想，使得美学是一门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的人文学科，而不是一门建立在概括与抽象基础上的经验科学。来自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刘彦顺指出，“审 美生活”是美学唯一的、也是最高的研究对象，“审美生活”具有“生活”中“主客不分”的“构成特性”，而且“主客不分”在“时间性”上的体现是主客之间的 “同时性”关系，由此，一种描述“语法”就必将产生——“只有当……的时候，才会产生特定的美感体验”，因而，“时间性”是“生活哲学”的基本问题。
二．针对“范式转型”进行讨论：暨南大学的赵静荣拟从“记忆范式研究”、“空间范式研究”和“文化政治范式研究”这三个方向对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范式转型 问题做出论证。西南民族大学的戴登云则首先梳理了当代中国文论研究所置身的“时代语境”和“路径依赖”的生成历程，指出这一“返本穷源”式的考察大约就是 当代中国文论研究之范式转型的“悖论性”起点。杭州师范大学的徐承则通过论述对立的方东美和徐复观思想，为后来者的中国美学研究提供了两个基本的模型—— 一种是在天人关系中立足于自心，然后由内向外、由人向天推扩，通过心化、内化来实现人情的对象化；一种是在天人关系中立足于天，然后由外向内，由天到人地 顺延，承接天地本身所具足的大美。南开大学的周志强则指出当前中国文学理论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让文学理论回到当前中国的社会政治层面，通过探讨和研究当 前社会生活的“中国问题”，从而确立文学的政治批评形态。武汉大学的李松则从理论和经验的双重特点出发，提出“走向政治美学”的论述。
三．有关中/西方文论研究的学术传统的讨论：浙江工商大学的汤拥华通过揭示王德威所关注的中国文艺的“抒情传统”对占主导地位的写实主义叙事的冲击这一手 段，提出重构历史的连续性，以有着特定起源和目标的传统，为现代文艺创作和理论建构定位。厦门大学的贺昌盛则从晚清时代中国学人有关“文学”的论述中，选 取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和梁启超等人的著述作为个案，具体分析“文学”概念最初在内涵和外延诸方面的差异，揭示出后世“文论”研究之诸多学理依据的基本 来源。胡疆锋认为，中国文论的构型和知识谱系的确立，是伴随着知识制度的建立过程发生的,是在大学、学术机构、出版传播、社团运作、统治集团/执政党文艺 政策等构成的知识制度（文学制度）的土壤中萌发、演变和构型的。华南师范大学的段吉方指出，“葛兰西转向”是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与葛兰西思想发生深刻的 理论融通的结果，“葛兰西转向”产生了一种“葛兰西式的文化研究”，它既是一种理论范式的转折，又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体现了不同理论模式间的丰富的思 想张力。
四．关于文论史研究方法的反思：西南大学的肖伟盛主要分析了比较诗学在方法论上的困境，即寻求世界诗学的共同规律为标识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以及中/西、 古/今二元对立的普遍主义思维，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比较诗学通过采用现象学还原和谱系学的双重眼光，才能够突破其方法论上的困境。南京师范大学的李 永新指出，中国当代西方美学史教材在体例、结构等方面都承袭了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写作。要解决这一同质性问题，应以更为先进的历史编纂理念为指导，将 叙述史学编纂模式改换为面向问题的史学编纂模式。北京大学的蒋晖则提出“把小说理论研究变成小说思想研究”的主张。浙江大学的范昀指出，激进的政治话语与 文艺理论的结盟形成一种特别值得人们重视的现象。为此，如何超越话语政治成为了当代文论研究需要应对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