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论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论的重要理论支柱。面对 20 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全球性、多样化发展格局，中国当代文论如何认识与借鉴，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问题语境与话语形态，是当下中国文艺理论 界不能回避的问题。2011 年 6 月 19 日至 22 日召开的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年会暨“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构”国际学术会议，在四川大学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 240 余名学者，以“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构”为总主题展开深入讨论，在激烈的思想交锋中从不同角度切入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 之反思。会上观点纷呈，新见迭起，其中最为关注的学术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 ：
（一）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到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多重阐释。一些学者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以及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演变进行深入 的理论辨析，不仅关注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立场、态度、方法论等问题，而且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的具体理论家进行专题研究。重新发现“马克 思”是不少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钱中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祝辞》中批评了“西马非马”的观点，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虽然不是 马克思主义文论原典意义上的文论，但它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原典出发，结合他们所处的西方各国具体社会的文化文艺的实践，而进行阐发 和创造的理论，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批判与鉴别，吸取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经验与教训，将它看作我们建设具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文论的重要资源。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过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记、书信等第一手资料，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建基于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希腊文化的 修养之上的，面对直接而鲜活的现实文学经验，有着个体化的文学趣味，并非以理论体系来框定文学问题，这与现当代哲学化、抽象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是有很大区 别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不仅要深入关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修养，而且应该继承和发展这一直面文学经验的优秀传统。高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19 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文学艺术的许多论述和通信，在当代美学走出坚持趣味区隔的康德，与杜威和其他一些当代西方美学对话的语境中有着特殊的价值， 艺术要批评生活，揭示历史规律，塑造理想，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商品拜物教的洪流中注入反异化的力量，这成为当代美学建构的最重要的思想源泉，当 代美学的追求和艺术家的使命理应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他认为，不要搞中西对立，不要搞成中马是马、西马非马，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研究马 克思主义的权利，都有根据它们自己的国情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权利，我们要做的是回到实践、回到中国的文化的实践中，这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的一个最重要的依据。冯宪光（四川大学）认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底线，充分利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学术成果，重视文学理 论学科性存在的理论知识的吸纳，关注用历史唯物主义对文学的形式特征、审美特性等内在问题的研究，把美学批评和历史批评结合起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 理论空间。谭好哲（山东大学）指出，新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新也必须首先着眼于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守正创新有关的“理论边界”问题，强调文论研究必 须回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精神、原则和主要观念上来，着眼于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有关的“中国问题”以及推进思想创新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毛 崇杰（中国社会科学院）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与普世价值，通过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杜威实用主义美学的异中见同的比较，主张建构以“真”为主要价值核心 的普遍性基础。刘方喜（中国社会科学院）坚持在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基础上重建“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强调“符号经济”的“外部”的政治影响及生态后果，应 该将艺术置于社会财富流转总体过程中来加以考察分析。金雅（浙江理工大学）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文化建设问题的精神和论断的现实意义。学者们 对国外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颇为突出，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的多元化的发展和勃勃生机。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探讨了后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学 文化研究的密切关联和转型，具体清理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美国的波斯特、凯尔纳、斯洛文尼亚的齐泽克、法国的波德里亚、巴迪欧、德勒兹、加塔里等后马克思 主义批判宏大叙事的文化文学研究理论。姚文放（扬州大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概念进行了重新梳理，从后阶级政治 / 阶级政治、微观政治 / 宏观政治、审美政治 / 实践政治等三个维度探讨“文化政治”概念的基本内涵。丁国旗（中国社会科学院）对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进行深入挖掘，认为其美学体现了人文知识分子的良知和 责任。段建军（西北大学）指出，巴赫金文化诗学强调文化是人所创造的风格化的生存艺术，民间文化以怪诞、诙谐与自由的方式对人类文学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做 出了重要贡献。林精华（首都师范大学）认为，在后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激烈论争中，鲍列夫站在苏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积极辩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具有 借鉴意义。傅其林（四川大学）以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捷克“存在人类学派”、波兰“哲学人文学派”的美学思想的分析来把握东欧新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面貌，挖掘其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新人道主义美学的核心命题。张意（四川大学）评述了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对文学场域的建构，认为这一空间 和共时性阐释视角，突破了 20 世纪占主导性的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二元对立，既遵循文学场域内在传统和逻辑，同时带领文学重返原生态的社会语境。陈剑澜（《文艺研究》杂志社）从现 代思想史角度反思了从感性学到审美乌托邦及其困境的内在逻辑演变，徐行言（西南交通大学）挖掘了表现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共识与分歧，宋伟（辽宁大 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联。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构。这是一个长期纠结的问题，不少学者以现实、实践的态度对待不同的观点，其中理论的品格和理论的实践性备受关注。 张永清（中国人民大学）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形态的建构”这一问题进行历史性的反思，提出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成果结合中国实践，建构具有鲜明的 “中国特色”、“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以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实施国家文化战略的需要。高楠（辽宁大学）指出，中国当代马 克思主义文论突出的理论属性是实践性，它立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基础上，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主要是理论批 判，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是面对中国实践经验，把实践和信仰结合起来，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靳大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应该主张 实践性品格，挑战理论的灰色，重视文学理论的批判性特征，“理论应该接地气”。朱立元（复旦大学）谈及了中国当代语境中的实践存在论美学，提出以学术讨论 的方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美学建构，促进并发展中国的实践存在论美学。刘旭光（上海师范大学）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存在论改造现象学方法，提出从社会存在现象学 角度来理解文艺与审美现象。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强调文学理论要关注社会现实，比如应该重视见证文学研究，见证文学是对苦难记忆的抒写，“文革”期间的 见证文学深刻地体现了社会特征，表现出自我践踏、与自我为敌的扭曲人性的生活方式，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和人性力量。张英进（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从《今日 马克思主义》杂志关于全球化和地方性焦点问题重新思考全球化对国家、地区与地方等概念的影响，认为面对全球—本土流动的变化多端的风景，必须重新定位当代 文化，重新认识当代中国文化经济的巨大变化，探索文化人在不同规模与不同领域内所采用的多种立场与策略。许明（上海社会科学院）指出，新理性是一种文化价 值立场，在文化迷茫及空心化的时代，仁人志士需要建设一种新的理性立场，张扬自己的理性主张，建构自己的新的观念体系，以推动社会进步，担当社会责任。阎 嘉（四川大学）强调从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和体制性方面来定位文学的基点，以解决当前文学定位的问题和混乱。支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认为，20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与知识场域中具有不同的符号价值与象征资本，从早期创生场、分化场，再到他治场，这种象征资本不断增值，并最终成 为不同立场文论知识分子竞相争夺的对象。单正平（海南师范大学）指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死犹未死，垂死挣扎尴尬现状，亟待当代文艺理论给出其自身的证明。
（三）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传统文论与跨文化比较新视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和西方文学理论的跨文化比较也是大会普遍关注的学术视域。曹顺庆（四川大学）提 出，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西方文论的对话，开启了当代比较诗学的新视野，从全球范围看，差距巨大的异质文明间的对话与沟通既难得，也孕育着无限的生机，中国 学者应当深切把握住中西双方的话语规则，力图通过异质独立彰显个性，也力图融会贯通化为己用。高建平指出，中西异同涉及三个层次，中国影响西方，西方影响 中国，中西相互影响，中国文论应该在相遇的相互影响下进行建构，不要搞中西对立。蓝峰（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为对象集中思考了华语流 散文学，指出流散文学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超越，同时也肯定了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跨国资本行为，表现出后殖民的复杂的多元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吴家荣（安徽大 学）指出，中西古代美育由于古代中西方各自社会经济形态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政治制度的不同，造成中西方古代在美育的目的、理念及措施方法方面都有着明显 差异，从而形成各自审美教育的民族特色，在全球化时代应该彼此借鉴。吴子林（《文学评论》杂志社）以“文以化成”概括孔子的审美教育思想，进而探询存在境 域的提升问题，认为“兴于《诗》”是人性之启蒙、豁醒“，立 于礼”是生命形态的贞定自立，“成于乐”则为个体生命之圆成，表达了对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伦理责任感的强烈呼吁。吴兴明（四川大学）通过回溯上古时期 “兴”主要是一种以《诗》进言的活动的起源，揭示了“兴”作为一个言语行为的类型或内部结构所内在交织的意向扭曲和质性杂糅，显示“兴”作为一种说话方式 的深层含义。李天道（四川师范大学）指出，中国古代美学之意境说注重言说的心灵性、游移性、模糊性和点悟性，倾向于意境营构的诗意性和开放性，以意境构筑 的姿态强调意境构筑的张力和弹性。代迅（西南大学）认为，从跨文化的视野来看，中国当代美学中的自然美思想中，包含了意识形态外衣下的某种超前性生态资 源，在世界美学格局中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因此审美态度的恰当性是将中国当代美学中的自然美思想继续推进的关键性因素。刘文勇（四川大学）对中国当代文论的 焦虑症加以深入分析，提出应该重建古代文论的普遍心态，主张以富有现实文学经验的文学批评代替刻意的中国当代文论构建。章辉（四川外语学院）反思了文化语 境如何讲“汉语”的问题。
（四）符号学建构与新媒介文学研究。这是从理论到实践皆富有创建的领域，体现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气象。赵毅衡（四川大学）从符号学出发提出一般叙述 学的几个可能的基本性课题，主要分析了虚构性 / 事实性叙述的区分、记录性 / 演示性 / 意动性的分类以及叙述的复合媒介之间的互动方式，通过中西符号学对比探讨中国符号学的特殊性与重要性。丁尔苏（香港岭南大学）认为，随着全球学术整体化进 程的加快，中西符号理论之间的直接互动成为可能，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的理论可以借来研究中国文字，中国学者钱锺书的修辞学理论也可以运用于眼下正走红于西 方的认知科学，这种跨文化的学术互动必将带来更加丰硕的研究成果。唐小林（四川大学）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符号学派来讨论赵毅衡的形式—符号学思想，屠 友祥（山东大学）揭示了象棋之喻，认为棋子和要素的价值取决于它在棋盘或语言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取决于与其他棋子和要素的差异性关系，并不取决于自身，其 自身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一些学者讨论了新媒介的实践问题。欧阳友权（中南大学）论述了网络文学的价值取向及其消解方式，概括了中国网络文学的基本趋 势，认为网络及其文学已经成为当今引起广为关注的社会现象，并被主流媒体所认可与接纳，网络文学写作体现出类型化写作、集团化、产业化趋势。侯作珍（台湾 南华大学）探讨了华人网路小说家九把刀的恐怖小说，认为其小说中常出现荒谬残酷的谋杀案和暴力肢解的场景，彰显破坏性人格，在挑战想象力和感官刺激的极限 的背后是人类生存困境的指涉以及对文明社会的讽喻。陈定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从“媒介为先”的原则审视了文学场的裂变。马睿（四川大学）
指出，西马理论家沃尔佩的语义学美学立足语言的特质探讨文学话语的语义机制，并把这一思路扩展到其他艺术门类，主张根据媒介特质考察艺术形式的形成，认为 当前新媒介的兼容特质为艺术形式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综上所述，本次学术会议成绩斐然，近 300 篇论文或摘要等多种形式的大会学术交流纪录了中国当代文艺学界的理论力量和问题意识，主要体现三个显著特征 ：一是面对文艺理论的危机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诸多困境不少学者不约而同地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重新在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理论原点中寻找新的理论开拓的 可能性 ；二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构需要在全球化知识语境中凸显自己的声音，需要面对中国现实实践和中国文学经验，在中西融通、相互影响中建构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 形态 ；三是文艺理论应该面对文学在大众传媒和媒介信息方式的转变，注重媒介符号在文学文化中的地位。虽然这些问题还不能得到圆满解决，但是问题的提出为今后的 中国文学理论的良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