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自觉甚早，相应的文艺理论研究也源远流长。自南北朝《文心雕龙》、《诗品》正式开始对中国文艺理论进行系统建构以来，历代文论、诗话绵绵相继。近代以来，中国文论发展又进入前所未有的激变期。一方面中国古典文论所奠定的智慧形态仍具有强大绵延力,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面对西方文论的汹涌冲击,而一直处于转型期的复杂纠葛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近三十年来中西频繁交汇中所形成的思维路径，已锁定学界的规范视野, 离开了西方话语，许多学人似乎已很难开口说话。这使当代中国文论的内生力遭到了严峻挑战。作为基本参照,西学虽然对中国文艺学发展提供了大量有益启示，但也使得中国文论的重塑变得遥遥无期。
可以说,面对当今世界文学与文化的急剧变幻，无论是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问题，还是西方既有理论的有效性问题，都处在某种张力耗尽、前路未卜的临界状态。中国文艺理论研究能否在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对话中获得新的理论视野和原创力，并在继承与反思中开拓出新的生长点与可能性，构成了当下中国文论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有鉴于此，2013年11月29日至30日，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主办了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二届青年论坛暨“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学术研讨会。本届论坛在同济大学迎宾馆召开，共有五十多位来自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一线的青年学者与会。会议期间，青年学者们有备而来，袒露心声，围绕“中国文艺学研究的回望与重构”、“中西文论比较研究”、“当代文艺学研究的现状与困境”等重要议题，展开了沉潜而热烈的讨论，争鸣中时有亮点和火花闪烁。以下四个方面，大致可呈现出目前青年学人们在回应“中国文艺理论研究：新的生长点与可能性”这一会议主题时的着力点。
一、对文艺学基本命题的重新阐释
在文艺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一些众说纷纭的基本命题，它们是构成整个现代文论体系的基本要素。本次论坛集中地呈现出对部分基本命题的反思，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重新阐释。
如在关于“真实”范畴的传统探讨中，一般将其视作文学对生活的实际反映/反应，即文学总是直接地或迂回地指涉生活，生活现实是构成文学基本框架的决定性力量，也是衡量作品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华东师范大学王峰却对文学研究中的“真实”问题作出了新的阐释。他提出，我们不能将“真实”与文学对立起来进行整体性判断，应该把它放在不同文学类型中进行实际考察。“真实”应是一个构成性概念，在不同文学文本中的位置是变化的。作为文本与现实间的关系，“真实”不是决定性的，而是伴随性的。它不应是文学所要面对的实际存在，而是文学的解释功能。在这种文学伴随论中，“真实”不再是一个基础要素，而只是作为一个建议性因素被保留在文学论述当中，使得文本与现实之间原本的意指功能发生了弱化。这种防御性的“弱”理论，是对文学本质论基调的否定，为重新理解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开启了新的研究方位。
在古典文论中，文以载道作为一个统一性命题，是以人性本善作为其立论前提的，以此，文学即是对人性“善”的发掘，是对社会道德伦理的发扬。自西方文论传入后，相关理念在中国文论中的地位虽然有所削弱，但从未彻底消失。同济大学张永胜另辟视角，阐述巴塔耶的文学观，巴塔耶指出,文学的本质乃是表现人类动物性之“恶”对现存社会伦理道德的越界，因而，文学的形式在于模拟并表现这种追求动物性实现的消耗过程，文学的功能正是对建立在消耗之上的人类至尊性的传达与交流。以“恶”为出发点来讨论文学本质，并将“恶”视作对习俗、禁忌的越界，而文学则是人类在没有风险的前提下体验风险，这显然是对传统以人性“善”为出发点来讨论文学本质的一种反拨。华东师范大学刘文瑾的话题与此相关。但她从审美主体性的角度指出，“越界”在二十世纪已经不再是一种精英行为，而是主体性原则的无限激进化而导致精神的野蛮与退化。“恶”从巴塔耶的超越性走向现代性之下的平庸与堕落，文学的本质从传统的“善”走到现代性的“恶”，甚至从“恶”的超越性滑向“恶”的堕落，这些皆表明文学的本质一直处于历史性流变之中，文艺理论研究应对“现代性”的边界进行重新审视，从而为理解当下文学提供新的可能。
诸多学者还围绕文学性问题进行了重点辨析。如浙江大学苏宏斌从现象学意义上认为，文学性是在文学的动态活动过程中生成、显现和发展的。它首先在作家以艺术的视角把握世界的过程中生成，继而在作品中得以外化，并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二度生成。作者把握世界的方式必须借助于直观，且是以语言为媒介的直观，所以文学性是物在语言中的直观显现。这一理解，将“文学性”从只与作品相关的要素，拓展为一个动态的循环过程和开放的回路。与文学性内在毗连的语言问题，也是本次论坛的热点议题。华中师范大学孙正国考察口头语言与文学性的关系，从具体的口头叙事媒介出发，探讨了口头语言对于人类艺术的起源价值。在口头语言之后，人类书面语言对文学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书面语言也受到其它非文字符号的影响而呈现出新的特点，这也必然对文学产生直接的影响。杭州师范大学单小曦进一步从媒介角度出发，重新审理文学的发展历史，指出书面语言文学文本并非具有超历史、超文化语境的普遍性，它仅是在书写-印刷历史文化阶段处于主流地位而已。他认为，“复合符号文本”才是文学文本的常规发展形态，所谓“复合符号文本”乃是由语言、声音、图像、身体等多种符号媒介复合运作、协同建构生产文学意义的审美性文本形态。该看法扩展了人们对文学文本在电子-数字媒介时代的生产方式的理解。浙江工商大学张瑜则立足于20世纪西方语言论文论的发展路径，强调实践和行为路径的语言论文论对当下文论建设的借鉴价值。他主张从语用角度出发，理解文学的语言实践论，将文学理解为一种以词做事的施为性实践活动。可以认为，突破纯语言学范围，将语言行为拓展到人类行为层面，能够为理解文学语言及其文学性打开更为宽阔的空间。
上述对文艺理论基本问题的考察，无论是关于重要范畴的重新阐释，还是对于文学本质论的反拨，抑或是就文学性的再度解释，以及围绕文学性而展开的语言维度的思考，都是就文学理论的某一范畴而展开的研究。实际上，1980年代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文艺理论一直试图用较科学的研究理念与方式，来建构一套系统的文学理论。厦门大学贺昌盛却对此类现象进行了批判性反思。他的判断是，我们基于科学式思考所惯用的概念和范畴并不具有合法性。他认为，不仅在科学时间维度下，赋予文学本质的历史统一性和文学表述的古今二元结构，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在科学空间维度下，强调民族国家体制对文学的介入，其实质是以群的共性取代个体的差异，这些皆与文学本身的特质不符。这一问题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文艺理论研究的尴尬处境。文艺理论是否可能或者有无必要达到科学化、系统化？假如有必要也有可能，那么它的形态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的深入省思，或许可以给致力于重构中国文论体系的研究带来新的灵感。
二、对文艺思想史的回望与重构
在面对文学思想史研究时，我们总是习惯于用“传统”或“过去”来对其加以指称。实际上不同的语汇系统隐藏着对文艺学历史不同的认知与定位。“传统”一词具有传承、统一、统摄之义。它从所谓来源出发，强调在历史的演化下，才有当下的一切。但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线性时间观已趋于瓦解，“传统”也随之远去，成为与当下相对隔离的“过去”。如果将“历史”视为“过去”，虽有利于构成当代人立足于当下的现实感，但也极易形成一种对历史的傲慢。在一些学者看来，这将使文艺学发展落入历史断裂的困境。
同济大学胡国平以中国诗学发展为例，认为当下诗学对“现代性”的痴迷，只是一味地将历史事物视作短暂的过去，从而导致了它对自身历史的忘却，以致自我再也无法成为充实而完整的自我。而事实上，“过去”并非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它就是我们的“记忆”。如果说现代性视角下的“过去”观念是将历史理解为封闭的作品，那么“记忆”观念就是将历史视作开放的文本，对它的每一次阅读，都将意味着一次历史的重构。汉语新诗的实践证明，诗歌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已变得更加多维，不再是单纯的镜像关系，而是含混的隐喻关系，它们之间不可能是简单的对应、折射，而是相互摄取、影响和改变。所以，要成就现代性，诗人首先必须获得对现代性的溢出和偏移能力，摆脱对短暂、偶然语境的深度黏连。这样，永恒与短暂、现代与古代的相遇就不再变得不可沟通。刘文瑾也强调文艺理论研究也应对“现代性”的边界进行重新审视。这多少表明，以往那种单一依赖现代性思想资源来进行文论建构的做法已力不从心，而更年轻一代的学人已意识到，自身作为当代研究主体的复杂的历史负荷。
由此亦可见，如果仅仅借助西方学科知识去理解中国古代文论，只可能是变相的遗忘古代或缩减古代。我们要重新发现“古代”，只能将它完整地、客观地从历史帷幕后带出，而不能以之为对象，削足适履。为了回应“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性”吁求，西南民族大学戴登云倡导，我们应努力去探寻一种既植根于中国历史语境内部、又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问题谱系”和“方法路径”，为此，我们必须在循环往复的古今对话中，超越“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阐释困境，实现对学术思想史的全新观照。与此类想法异曲同工，杭州师范大学徐承从一个具体角度，质疑了陈世骧先生的中国传统文学抒情论，认为这是典型的以西律中的产物，是以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理想为基准，对中国古代文学所做出的一种近似一元论的阐释与塑形，而这类一元论的强势话语，已长期遮蔽了中西文学中原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既然已经认识到对古典文论的研究需要发挥汉语思想的主体性，那么具体又如何去实现其历史重构呢？汕头大学张卫东指出，目前西方文艺理论的移植，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学科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出于文本解释的需要，这样，很容易失去研究的目标和动力，往往满足于理论的自恰、自证。他认为，中国文论的现代转换之路，应该以当下对传统文论的质疑、批判为起点，使中国传统文论中的“随机”论述逐渐概念化、命题化，从而发展出现代化的中国文艺理论概念与体系。与此判别不同，苏州大学王耘认为，中国古代文论蕴涵隐性的、语录的、类比的乃至诗偈的话语模式，无意于构建显在的、演绎的逻辑体系，但它并不缺乏在反省生命的沉思中形成的完整命题。古代文论渗透着华夏文明中庸、对待、正名、损益、观复、符验、辨合的智慧，应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的“媒介”、“母体”与“原型”，介入现代性文论的批评视野，在多元文化的对话中实现其现代转化。具体路径则可以“范畴”为切入口，进而以“命题”为研究场域，最后深入到“思维范式”等核心区域。
当然，不论是质疑历史还是与历史对话，皆应避免在转化中国传统文论经验时，对相关历史内涵的过度篡改。否则，在历史生命线被割断之后，中国文论将不存在实现现代转换的内在力量。同时，我们更不应忘记，强调建立中国文论的主体性，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与沟通，是为了更有效地应对当代中国与世界共同面临的精神与文化危机，并以此推动人类文明的赓续与发展。
三、对西方文论的再解读、再转换
近代以来,尽管存在着语言和文化隔膜,尽管存在着种种“以西律中”或“彼此误读”的学术史现象，但随着文化交往的逐步扩大和深入，中西思想交汇中的“互渗”甚至“逆转”现象也大量地发生着。可以预见，作为与中国学问共在的重要参照系，西学仍将是我们要长期面对的思想学术资源。同时，任何把“西方”或“中国”打包处理的简单化做法，都会忽略东、西方思想各自的内在差异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可能。因此，对西方文论的再解读、再转换，还有更多空间可以开掘。
绍兴文理学院刘毅青借助美籍汉学家宇文所安的研究成果认为，自亚里士多德、雪莱、康德到黑格尔，西方文论为诗所作的合法性辩护都相当无力，柏拉图挑起的诗与哲学之争从未得到合理解决；如果以中国诗学为借镜，以中国非虚构传统诗学提供的艺术辩证法与历史观的双重视野来审理这一问题，则不会落入相似困境。从这里可以看出，也许中国诗学已隐含着对西方诗学的强大解构势能。宁波工程学院陈小亮对此也有相近的探讨。他在对比宇文所安和余宝琳对中国“非虚构”诗学的解读异同基础上，通过对西方文论的重新审视来发掘中国传统文论的积极能量。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关讨论中，宇文所安强调的是中国古典文论的“非虚构”传统，其基本依据是古典文论对文学指涉生活及其真实性这一理念的坚守，而前述王峰对传统真实观念的解构已经削弱了这个基础，这一角度也可成为进一步研究宇文所安文艺理念的新的切入口。
同济大学黄春燕通过追溯中国文化诗学与英美文化研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来把握中国语境中文化诗学的内在精神，强调中国文化诗学坚信对审美的追求是人类生命力的自然状态，是以精神的非功利力量来对抗现实的拜物教。同济大学李弢在社会政治、文化伦理的审美致思和实践路向层面，对阿多诺晚期文艺美学进行了重新思考，并以此关照中国美学自身的实践向度，回应后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社会生活所凸显的生态伦理和未来环境问题。安徽大学韩清玉也认为，通过整合西方文论中的人学资源在古典-现代-后现代理论变迁中出现的多种面向、多重悖立和冲突，可作为当下建构中国文论体系的有效借鉴。
浙江师范大学刘彦顺则从什克洛夫斯基文学思想中的时间性问题出发，将奠基于作品语言之上的审美感受过程理解为运动着的、兴发着的时间性过程，作品的意义也在不断生成、不断运动着的时间性存在方式中现身，并以此始终保持着运动性的姿态，即将作品意义的存在带入到一个时间性的场域之中。上海大学的曾军则从托多洛夫对巴赫金思想的创造性接受出发，以对话的方式来重建作品的意义，进而倡导一种超越具体学科界限，适用于所有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话批评，从而通过重新恢复主体的价值，来展开更为理性和科学的意义生产。如果说刘彦顺是以作品存在的时间性维度来展开对意义的重新思考，那么曾军则是从对话主义的角度出发，通过重建主体而展开对意义的重新阐释。两者皆试图摆脱结构主义过于执着对作品形式进行孤立分析的倾向，从而使得人文学科能够有效恢复对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的关心。
陕西师范大学陈越接续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关注，力图有效地进入意识形态内部来探索某些概念-历史的深邃内涵，以更准确地理解文学之所是。他认为葛兰西已深刻感受到,“世界主义”知识分子和“民族-人民”的分离，正在成为我们时代资产阶级领导权的根本矛盾，因此，如何让“开始”重新开始，即如何为一个新的历史斗争的“开始”创造条件，就构成了所谓“葛兰西难题”。陈越将葛兰西所梦想的“知识和道德改革”，进一步表述为“人民的政治立场与高级文化的知识立场的重合和统一”，亦即一种人民的立场与人民的自我反思或自我批判的结合。陈越强调，葛兰西以有机知识分子的双重立场提出的“人民-民族的”概念，超出了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立。这样一种就葛兰西思想所作的分析和推进，显然会对当下文学知识的生产方式构成有力挑战。
四、文论反思：面向新的文学、文化和批评实践
生活世界和社会形态的急速变化，既为中国文论发展带来了新的困境，同时也为其提供了新的实践语境与创造性契机。许昌学院赵牧从后革命时代出发，强调文学消费语境和电子网络媒介打击了传统文学观念及其教育，文学理论应充分考虑生产、出版、发行、消费等方面的变化，给文学提供新的理解。同济大学张念则指出，利润原则并没有消耗掉人们对生存现状的关注度，真实如何被表征，是个巨大难题，齐泽克等欧洲激进左翼的后革命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历史与实践存在严重误读。当下中国观念的“真”，应对此加以警惕并修正。她认为，与幽灵同在，既要我们时刻进行与幽灵的对话，同时也要对哈姆雷特式的延宕给于足够的同情与理解。
如果说对“真”的呈现仍构成一种理论追求，那么，关于记忆、想象的话题亦经久不衰。暨南大学赵静蓉认为，理论的安全性如同叙事的可靠性，对中国的现代性进程而言，“安全”还是一个远未完成的规划。她所关切的重点不是个体记忆建构社会记忆的途径，而是社会记忆如何进入到个体记忆之中，以及个体记忆在构筑理论中的合法性问题。上海政法学院张永禄则指出，现代性已经消解了古典时代的乌托邦审美与想象力，作为对人类应然生命状态自由表征的乌托邦，与作为对现实存在及其关系审美形式化把握的想象力，这两者的缺失不仅使新世纪的文学有所衰退，文学理论的发展同样也踟蹰不前。
来自《上海文化》的张定浩批判审视了当下文学批评的伦理缺失，重申批评应该诚实地面对写作的困难，诚实地表达自己的判断。上海大学贾鉴以若干代表性诗人在90 年代的诗歌实践为具体分析对象，从语言、主体、空间、历史等基本概念入手，讨论先锋诗歌在现代性之路上所经历的微妙变化。贾鉴认为，90年代诗人以各种方式调整了自身的主体姿态，并通过重新选择阐发西方和本土的文学资源，形成了诸多更有效的契合历史语境的表达形式，以此回应着吊诡的现实处境，并在重建自身与历史之关系的过程中寻求着一种自我批判的机制。山东师范大学李红春则从文化批评的角度讨论阅读问题，她认为要更加重视对读者阅读理论的构造，应将读者阅读活动视为抵抗文化霸权、促进社会变革的重要途径，以发挥其文化批判效应和社会改良功能。
生态批评是新世纪中国文艺研究的一大热点。华东师范大学王茜提出，文学作为生活世界的显现，开启了一个与日常生活层面的现实世界相平行的时空，文学中描绘的自然事物隶属于作品所展现的生活世界，与现实自然事物没有直接对应的指涉关系。她认为，生态批评的任务就在于引导读者进入作品的生活世界，进而理解自然事物在不同生活世界中的不同存在方式，从而超越物理学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现代自然观，探寻人与自然发生存在关联的多重方式。显然，相较于一般的生态批评主张，上述看法带有浓重的文学本体论反思色彩。如何将之落实并展开，还有待于文学生态批评的进一步实践。
正如保罗·德曼曾指出，文学“理论”的困境在于它把“文学”理解成了某种概念性的普遍系统。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论研究的尴尬与困境。这一困境本身也在某种意义上，提示着文论自身在发展惯性中形成的深层次学理问题。我们知道，无论是文学还是文学理论的生成，都具有特定的历史语境、言说主体和表意空间，它们都不是一味依赖某种概念系统或理论史所能简单处理的。本届论坛正视了文艺理论研究的基本特点：一方面，它注重概念、范畴的知识内涵及其发生、演变的历史；另一方面，又力图以经验的反思性重构来解放理论，解放历史。论坛的阶段性成果表明，面向和深入动态的中国文艺实践，继续调整中西文论关系，特别注重当代中国文论的自觉性，将使中国文艺理论获得新的发展视野与内生动力。
网络编辑：孟凡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