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10日至13日，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主办、牡丹江范学院文学院承办的“新世纪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在牡丹江师范学院隆重召开。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上海政法学院、苏州大学、安徽大学、东南大学、山东师大、暨南大学、湘潭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大学、黑龙江大学、《文学评论》、《学习与探索》、《广东社会科学》、《知识产权出版社》等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大会开幕式由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潘晓彦教授主持，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夏中义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秘书长朱国华教授、牡丹江师范学院副校长杨春文教授分别致辞。杨春文教授肯定了本次学术会议在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术交流史上的重大意义，并认为这是助推牡丹江师范学院升级发展的一次盛会。张辉教授、吴炫教授、季水河教授、周启超教授等先后主持大会发言，本次会议主要围绕新世纪文学理论的建设这一主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总结，以推进新世纪文学理论更加健康、稳健、高水平地发展为旨归。与会代表全程积极参与、热烈讨论，高潮迭起。大会闭幕式由中国马列文论学会会长党圣元教授主持，刘锋杰教授做大会总结，认为本次会议的发言坚持了文艺理论建设与反思的传统，既兼顾了中国与西方、古典与现代、文化与文学的贯通，又不忘回到文学、回到文本，同时表达了希望学者们今后应更多地关注中国现代时空下的中西文论与古今文论的交流与汇通研究。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蒋述卓教授致闭幕词，他饱含深情地表达了文学理论研究与生产的必要性与重要性：首先，它是知识传承与创新的必要链条；其次，它是话语反思和建设的需要；第三，它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倡议理论家们坚守自己的理论兴趣与理论个性，共同探寻建设新的理论的动力和源泉，为新世纪文学理论的长足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大会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研讨：
一、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反思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建设与发展，回望建设历程，分析其得失，成为讨论的热点之一。夏中义以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版本修订为个案，呼吁文论研究者们应对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历史有一份尊重，由王元化的内部思路的变化，窥探近几十年文论思维的内在变化。在方法论上突出了个案研究的重要性。刘锋杰梳理了百年来批判“文以载道”的三个阶段，认为错误在于：将孔孟之道污名化、将“道”与政治相混淆、否定了“文以载道”与创作规律的内在关联性。张永清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反思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发展路途中存有三种政治诉求，分别是文学政治、审美政治、文化政治，内涵大相径庭，走向也各有不同。殷国明提交的论文认为理解与把握跨文化语境，是跨入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历史时空的文化桥梁。杨守森提出了文艺学教学的作用问题，引起与会的共鸣与阐释，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文艺学是人类一门不可缺少的知识生产与教育方式。祁志祥以钱中文的《文学理论：求索与反思》为个案对文学本体问题进行理论反思，评述了钱中文新世纪以来关于文学本体一系列重要问题的反思与论辩。宛小平选取20世纪30年代朱光潜与巴金、张天翼为代表的左联作家的争论，揭示出“不动情”和“移情”的矛盾乃是奠基于中西两种不同文化思维模式所固有的差异和矛盾，正是这种差异和矛盾导致了朱光潜（甚至包括王国维）提出的解决方案仍然不彻底。曾艳兵提交的论文考查了什么是“幽灵批评”，认为“幽灵批评”源于文本的幽灵性质。李先国认为应以疏离、解构、消融作为重建新世纪文艺价值观的策略。尹传兰重新考查和审定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概念，认为以往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界定并不充足，还应充分肯定其文化与审美属性，才能合理解释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主体和发展动力等基本问题。刘雪松主张建立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学批评学“世界”。马汉广认为伴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文学研究范式也出现了一种转向的趋势，并结合创作分析了空间理论转向的实质问题。蒋虹通过《诗化哲学》和《拯救与逍遥》考查了刘小枫早期美学思想转向的两个阶段。
二、新世纪西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及古代文论的研究进展
新世纪理论研究者应更加关注中西方文论的交融与打通。吴炫认为做文艺理论研究的学者应加强问题意识，要与西方学者构成平等对话的格局，提出中国式的解决方案，只有这样，中国人文学科的主体性与现代化才能建立起来。季水河认为研究20世纪特别是新时期中国文论，不应该将很多重要的理论和观点开除出马克思主义，更不应该回避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影响。周启超认为要细化和深化西方文论研究，摆脱和超越过去的研究范式，在国别文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文化圈概念。张辉通过小说家穆齐尔与哲学家尼采文体的彼此走向对方来探寻文体的建构及其意义，是西方文体学一次重要解剖。宋伟提出了资本现代性的问题，认为80、90年代以来对资本、商品、货币等概念缺乏足够的认识，强调要将资本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来反思我们时代的文化艺术。王珂以名家教授误读新批评的“张力”为实例，强调在新世纪无论是对学生的学习还是对学者的研究来说，加强西方文论建设都尤为重要。梁中贤提交的论文认为尼采人性思想之源是酒神精神。吴子林提交的论文认为“奥威尔问题”是对强权政治和“人造”文化的批判，是对政治、文化压迫人性的控告。曹谦论证了康德对朱光潜前期美学的基础性影响，揭示出在朱光潜接受克罗齐思想影响的底子里潜伏着康德，这构成了影响的互文性。刘彦顺集中讨论了康德《实用人类学》中的审美思想与时间性的问题。王立宏从新批评的理论角度研究了塞林格小说中的“非个性化”特征。
党圣元提倡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应该坚持“大文论”观念和国学视野，彰显古代文论自身的大文论品格，强化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语境的还原，深化对中国古代文论本身固有的整体性和价值意义的认识，使国学、文献学、目录学重新有效地回到古代文论的研究中来。李洲良提交的论文认为约言示义的记事体例是《春秋》的文体特征。张奎志认为应该借助西方理论资源来阐释中国古典美学诗化表达方式的合理性，从而证明中国古典美学并不缺乏逻辑性和体系性。夏静认为古代文学批评中应该注重文气话语形态的研究。张旭曙提出在当代语境下应该重构中国式形而上学。古风提交的论文认为传统文论话语是以“隐性传承”的方式存活下来的，通过“再生机制”成为现代文论建设的重要资源。高杨也认同在文化交融的背景下研究古代诗论。
三、新世纪文化研究的现状与走向
文化研究注重对现实生活的介入，讲求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蒋述卓对文化研究进行了反思性评判，认为文化研究对新世纪文艺学学科的反思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并强调文化研究要立足中国文化发展的实际，要更多地介入社会，创建中国文化研究的理论话语体系。陶东风对比了80年代与90年代的两种世俗化，认为90年代初开始了另一种世俗即物质主义世俗，身体美学盛行，文化自恋主义泛滥，这意味着公共事件的死亡，世俗化走向去公共化方向，终究会导致公民对政治参与热情的降低。朱国华从阿多诺的个体理论出发，结合莫言的创作实践，观照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实践，强调出现于当下中国的无论是严肃文学还是通俗文学，均无意于从根本的意义上来培育个体的自由和自主，个体的合法性往往都是通过民族叙事才得以彰显的。孙士聪以1977-1979年中国知识界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接受为切入点，提出知识分子应该坦诚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对文学、文学理论来说亦如此。黄大军勾勒了“酷评”的文化肖像，认为“酷评”美学是波希米亚式的前卫美学、先锋美学，“酷评”正激进地重塑当代批评家的文化模式，重构当代批评的美学传统。延永刚考查了“微文化”主体“微民”的身份建构逻辑的两极表现：虚拟性和社交性。
此外，与会学者还深入探讨了美的本质问题、地域文学研究的走向与缺失问题、文艺的当代状况与古典精神、传统杂剧等问题。李志宏认为“美是什么”的研究可以休矣，掀起与会学者的争鸣高潮。李秀云总结了当下东北文学研究的现状，认为应该将东北民间文学纳入研究视域。赫亚红建议用“圈层性”理论解读东北喜剧小品。吴冠军提交的论文讨论了当代文学艺术之格局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提出应重新接上艺术的古典血脉，来冲出其当代所陷入的“总体性匮乏”状况。杨敬民研究了《许真人拔宅飞升》杂剧，强调了文学研究与文本、文献的密切关系。高岩从情与理的张力机制考查了汤显祖戏剧经典化的特征。张良丛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研究了迟子建的小说《晚安玫瑰》，将其归入“弑父”一类。
网络编辑：孟凡生